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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20世紀70年代，山東省淄博市政府倡修萬米山洞水利工程，淄東地區民眾出夫參與，并在今天成為其珍貴的歷史記憶。集體化時期淄東萬米山洞水利工程的興修，一方面表現為現代國家行政對鄉村社會的垂直介入，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社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集體主義傳統的具體
摘要：20世紀70年代，山東省淄博市政府倡修萬米山洞水利工程，淄東地區民眾出夫參與，并在今天成為其珍貴的歷史記憶。集體化時期淄東萬米山洞水利工程的興修，一方面表現為現代國家行政對鄉村社會的垂直介入，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社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集體主義傳統的具體顯現。作為出夫實踐主體的當地村民因角色地位的差異，對集體化時期的國家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機制與彈性制度設置，也能動地形成了一套對應的集體記憶以及倫理道德敘事。
關鍵詞：集體化時期;國家動員;民眾參與;萬米山洞水利工程;出夫
引言
近年來，關于集體化時期①中國鄉村社會生活的研究已成為學界關注熱點，并由此對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展開進一步的討論。大致看來，主要包括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秉持“自上而下”的國家視角，探討集體化時期國家制度對于鄉村社會的重要影響。認為人民公社制度使得鄉村社會經濟發展滯后、弊端叢生的觀點，無疑占了上風。②毛丹發現，人民公社制度推行時民眾多表現出一種被動應付的態度。③賀雪峰認為，“人民公社……因為共同勞動，統一分配，難以調動農戶個體積極性，從而普遍出現了出工不出力、勞動不積極的情況”④。也有學者認為，盡管以“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為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推動農業生產的持續增長，以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促進了水利、教育和衛生事業的發展，但同時也對勞動者的積極性產生了某些消極影響。⑤
其二，從“自下而上”的民眾視角出發，注重探析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多元性與主體性。李懷印注意到，“集體化時代的團體勞動并不像傳統學者認為的那樣缺乏效率”，“群體的認同和監督，再加上生產隊干部的監管，催生出了對生產隊成員的各種約束力，防止其在集體生產中怠工和全然不負責任的行為”。①黃宗智指出，農民在生產勞動中仍受到物質激勵的重要影響。②也有學者重點關注人民公社制度后期農民的抵制行為，如吳毅發現人民公社制度后期農民開始厭倦了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與政治斗爭，而在集體勞動中出現更多的“磨洋工”現象。③
由上述兩種研究路徑可以看出，“自上而下”的傳統研究路徑是從國家管理層面進行考量，容易將集體化時期的中國鄉村社會視為“沒有地方傳統的均質化的社會”④，忽視農民的主體性發揮，從而對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形成遮蔽。事實上，地方民眾對于當時“自上而下”強力貫徹的國家制度，經常通過“嘗試、斟酌、置換、再造的過程，以謀求與自身當下的生存狀態的恰當對接”⑤。就此而言，我們應在統合“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研究視角時，“更多地關注下層農村社會的實態”⑥，注意“國家與社會彼此之間分組整合及其合縱連橫等互動過程”⑦。本文循此思路，試圖從具體個案入手，辨析國家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地方差異，聚焦民眾參與中的主體自覺與實踐調適，或有助于深入理解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運行機制與深層結構。
本文所關注的淄東萬米山洞水利工程，為洞穿山體而開鑿的引水隧洞，位于淄川太河水庫⑧一干渠之首，是太河水庫灌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時至今日，當地民眾仍有受益。這一水利工程的興修，既是地方政府為響應集體化時期國家廣泛開展的農田水利建設政策，也是受制于地方自然地理，以切實解決民眾日常用水之需。淄東地區為丘陵山區，干旱少雨，缺水嚴重，民眾多依靠水窖所蓄積的雨水維持生活。為解決淄東山區用水問題，1975年12月，當地政府在太河水庫總干渠工程結束后，繼續組織受益地區群眾修建萬米山洞工程，并于1978年3月竣工。⑨筆者希望，通過聚焦這一水利工程的出夫瑏瑠實踐，考察集體化時期自上而下的國家動員機制與彈性設置，梳理民眾相關的歷史記憶與敘事話語，探討其參與動機、組織形式與實踐調適，試圖理解集體化時期的鄉村社會結構與民眾行為機制，并探討中國社會的集體主義傳統。
一、面向鄉村的國家動員
集體化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活動，由國家主導、地方行政部門具體實施，其組織形式往往采用軍事化編制。瑏瑡為了調動社員的積極性，勞動報酬采用工分制。瑏瑢工程建設隊伍主要包括政府水利部門和公社干部、技術人員及普通勞動者，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為激發工地群眾的勞動熱情，在工程建設前后，國家采用多種方式進行宣傳動員。在貫徹國家政策的過程中，地方精英往往出于集體或個人利益考量而進行調適。以下主要從出夫人員選派與宣傳動員兩方面，考察集體化時期自上而下的國家動員機制與彈性設置。
(一)出夫人員選派
集體化時期水利工程建設的出夫人員選派，在兼顧村社農業生產的同時，遵循受益地區出工的原則。國家水利部在1953年水利會議中強調，“興修農田水利出工，應當貫徹互助互利、合理負擔政策。對于不受益出工和受益少、出工多的應當記工還工或給予合理報酬”①。1975年12月，淄川區委、淄川區“革命委員會”根據工程受益情況，從淄川東部的黑旺、寨里、羅村、楊寨及中部的二里共5個公社，抽調5000余名民工參與萬米山洞水利工程建設。各村被抽調村民以公社為單位居住和分配任務。為保證材料的及時供應，除在工程現場從事各項勞作外，村民還被派往各規劃的原料基地從事采沙、開鑿石料、運送水泥煤炭等工作。
地方政府在具體選派出夫人員時，往往會將選擇權下放至村隊，并考慮村隊選派比例、受益程度、技術、年齡、性別等因素，人員數量也會隨工程的進展情況靈活增減。村生產隊隊長對村民較為熟悉，往往直接選派抽調，或以報名方式選擇，被抽調人數在生產隊中占比不大。公社提出人員需求，各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負責人有權根據生產隊具體情況自主分配，以保證其利益在人員派出后基本不受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夫人員調配過程中，公社或生產隊長并非嚴格按照國家的選派政策規定執行，他們經常受到地方人情關系制約，需要權衡各方利益進行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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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派的民工需要服從安排②，其心態會因經濟、政治以及自身個性等因素而有所差異。地處深山、經濟貧困落后的鄉村村民參與積極性較高，在他們看來，參加工程建設既可以賺工分，又能解決吃飯問題，領取微薄補助;而生活相對自足的村民往往不愿意參與，原因是工地上過于辛苦勞累，工作條件差，伙食也一般;也有些民工受制于“個人成分”問題(如地主、富農等)，極其希望被選派，以此改善自身乃至整個家族在村落中的地位。另外，一些個性較強的民工因不習慣工地的軍事化管理制度而不愿前去或者中途自行退出。
地方政府在貫徹落實國家政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鄉村傳統觀念與文化道德秩序的影響而有所磋商、妥協，如被選派人員最初按照要求由公社和各大隊干部負責帶隊，但在實際中因受年齡、身體條件等因素的限制，很多干部難以實現以身示范的帶頭作用，上級部門不得不另選工地上具有實干精神和道德威望的年輕人替代。工地營部駐地的選址也充分考慮到地方因素，多選在村鎮集市附近，便于資源協調。這些都體現出地方政府在執行國家制度時所采取的靈活態度。
(二)工地宣傳動員
國家權力機關對農村的社會改造與建設工作有其連續性。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政權之初，就注重了解民間疾苦，從而能夠獲得群眾支持并點燃革命激情。③這種印象在中國鄉村社會形成了一種穩定的觀念，并影響著百姓對國家的認知。集體化時期國家興修水利繼承了革命時期民眾所熟知的一些動員方式。集體化制度不但有利于將村民組織在一起，也便于國家行政部門動員群眾對基層干部作風進行監督，這為集體內部形成良好的風氣提供了基礎。以公社為基礎設置的營、連等各級組織，為工地更好的借助鄉村原有的集體意識開展宣傳教育和生產動員提供了保障。
20世紀70年代，我國正處于“農業學大寨”的歷史時期。在萬米山洞建設工地上，地方行政部門以會議動員、報紙廣播、節目巡演、電影放映等形式進行廣泛的革命宣傳教育，并通過對經典文獻的學習、先進典型的表彰等形式加強對勞動者的思想教育，以各種生產競賽、誓師大會的方式激發勞動者的建設熱情。工地上的廣播、宣傳欄、黑板報等設施，以及四處張貼懸掛的革命標語，共同營造出濃厚的革命建設氣氛。來自國家領導人的最新指示或領袖詩詞、時政要聞等內容，會被媒介以最快的速度傳達到基層每個人，轉化為勞動生產中的共同口號。時任萬米山洞建設總指揮的王復榮在《治水記》中寫道：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毛主席的《水調歌頭》《念奴嬌》兩首詞和“兩報一刊”社論。指揮部干部和各民兵收聽后，當晚進行了座談。大家表示受到了極大鼓舞，決心發揚“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精神，搞好干渠施工。各營干部民兵紛紛用實際行動落實“兩報一刊”社論精神。①這些領袖詩詞和社論內容迅速被工地以廣播、黑板報等形式進行宣傳。借助類似的宣傳動員方式，國家政策精神得以傳達到基層鄉村，不斷激勵著群眾積極投身生產勞動。
樹立典型是自革命政權建立之初就建立起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群眾動員方式，它在萬米山洞農田水利建設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工地上會定期組織勞動競賽，評選出優秀集體和先進個人，并在誓師大會、表彰大會上對先進團體和個人給予表彰，樹立學習典范。這種宣傳激勵方式，大大調動了民眾的勞動熱情。②
組織學習政治理論也是工地上常用的一種動員機制。地方行政部門通過開展學習班和工地教育等形式，組織勞動者在業余時間對《毛澤東選集》等政治理論以及國家權威媒體中報道的黨政要聞進行學習。盡管這種政治理論學習在當時或許已成為“僵化”的“政治戲劇腳本”③，但對年輕人而言，革命領袖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依然帶來了巨大的精神鼓舞。當紅旗招展、革命口號響徹工地時，村民大都有所忘我，迅速融入到與工地革命建設氣氛相協調的情境中，從而獲得一種行動角色與力量。④來自不同村莊的民工，一起參與勞動生活，盡管偶爾會因利益分配等問題而產生糾紛、消極怠工的情況，但在整個工程建設過程中，工地上總體呈現出良好的勞動氣氛。地方行政部門所做的宣傳動員，既是推行國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也是激發民眾集體主義精神的良好方式。
宣傳教育對于處理突發事故尤為重要。萬米山洞工程施工條件艱苦，施工難度大，有時會出現意外事故，對民眾心理造成消極影響。譬如，1977年6月23日下午，淄川區黑旺地區突降暴雨，造成山洪迸發，洪水由蓼河瀉入萬米山洞，導致正在洞內施工的黑旺公社16名民工不幸遇難。淄川區委在黑旺公社為死難者舉行了追悼會，同時召開了“發揚英雄志，歡迎新戰友，年底建成一干渠”的誓師大會。⑤在政府部門的引導下，人們悲憤的心情被轉化為奮勇前進、堅決完成建設任務的動力。“以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作為號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組成群體的個人。”⑥國家對于誓師儀式的運用，極大地穩定了民工情緒，激發了民眾的集體主義理想信念。
地方政府在貫徹落實國家政策的過程中，會受到鄉村社會網絡與鄉土倫理道德的影響而有所變通，顯示出一定程度的彈性。因此，即使是在國家意志高揚的集體化時代，地方社會依然呈現出相當的多元性。進一步看，參與同一事件的地方民眾，其敘事也呈現出不小的差異，顯示出個體認知觀念的非均質性。然而，他們既然都置身于同一事件之中，透過其相關的歷史記憶與敘事話語，對于我們理解集體化時期民眾的參與動機與行為機制依然大有裨益，有助于理解這一特殊時期國家行政、地方社會和民眾個體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民眾出夫的集體記憶與敘事選擇
當村民以出夫的名義來到工地上，就意味著被納入新的組織機制之中，而與原鄉有別。然而，按照連、營等軍事編制而劃分的工地組織機制，依然兼顧了原有的地緣關系，這就使得出夫民工與原有的鄉土關系藕斷絲連，延續著傳統意義上的“我們關系”(We-relationship)①的基本框架。民眾行為往往受到其認知觀念的影響，而呈現出非均質性。以下將透過民眾出夫的集體記憶與敘事話語，重點關注在統一制度下民眾個體的彈性空間，以及出夫群體中的角色設置及轉換等問題。
(一)統一制度下的個體彈性空間
無論是在中國傳統社會，還是在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實行強力控制的集體化時期，民眾的日常行為往往會體現出一定的理性選擇能力。他們的選擇多是以改善個體利益為指向。20世紀70年代，淄東地區民眾生活較為貧困，多數民眾希望借出夫之機獲得糧食補貼以及微薄的經濟補助，以此改善家庭生活，經濟因素成為民眾參加出夫勞動的主要動力。而出夫人員的選派權，主要掌握在生產隊長手中。很多村民為了獲得出夫這份“好差事”，有時不得不請生產隊長喝酒拉關系。對于經濟相對較好的農村生產隊，隊長在選派出夫人員時，則主要以方便隊里工作安排和管理為主;也有生產隊讓村民自愿報名，此時家庭經濟條件及勞動力數量便成為個人報名的重要權衡因素;有時一些女性社員以及那些日常勞動表現差或調皮張揚的青年人，也會成為選擇的對象。在具體工作任務分配時，女性社員多被安排從事一些輔助性工作和具有低勞動強度的一般性技術工作，而男性則主要承擔重體力和危險性高的勞動任務。作為管理者的基層干部，不僅會利用鄉土關系網絡幫助自己完成上級任務，同時也會利用公共資源為所在鄉村、個人或其親朋好友服務。作為國家的代理人與社區保護人，基層干部的利益往往同鄉村利益捆綁在一起，他們既要對上級負責，也要維護地方利益。
軍事化的組織管理使得工地生活單調，趨于同一化，但民眾個體能動性依然有著突出的表現。誠如范可所言：“在任何地方，人們都想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機會，這可以理解為策略性的最大化行為。”②每個人都試圖從鄉村社會網絡資源中尋求幫助，以期尋找機會改變命運。對于那些有一技之長的勞動者來說，這種機會更多一些。而對于大多數人，則更傾向于在日常的具體生活中，嫻熟地使用這些規則為自己服務。③可以說，集體化時期的公共生活層面，盡管“有一定的斷裂”④，但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卻依然沿襲著傳統的倫理規范與社會秩序。人們經常利用鄉村社會網絡和生活智慧為其利益服務。當制度對于民眾日常生活有所約束時，他們通常不會與其正面對抗，而是選擇更為靈活的欺騙、不合作等“弱者的武器”⑤。譬如，工地上的勞動者既可以選擇聽從安排、積極主動，也可以消極怠工、不服從管理;指揮者則既可以以身作則、帶頭苦干，也可以利用職務便利指揮他人、坐享其成，這多取決于具體情境下勞動者個體的身份、認知與目標等的差異。
集體化時期的日常生活充斥著大量的政治話語，對此逐漸熟悉的基層干部與民眾往往會加以靈活利用。同時，鄉村社會網絡與鄉土倫理道德也常常為他們所援引，由此顯示出個體彈性發揮的空間，它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公與私的邊界，但卻因為與鄉村生活邏輯的密切關聯而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
(二)出夫群體中的角色設置及轉換
出夫群體中角色地位①的不同往往使得民工的行為選擇及敘事記憶有所差異。對于大多數民眾而言，出夫是他們改變命運的一次機遇，盡管真正有所改變的只是極少數。在工地上定期舉行的勞動競賽與英模評比中，工程進度成為上級部門對各級組織與個人的重要考核指標。在指揮部門要求各公社增派帶頭人推進施工進度時，平時表現積極的勞動者迎來了機會。他們陸續被推選為各級管理者，并給予黨、團等政治面貌的確認。這些優秀民工會接受更多的政治學習，在工作中努力樹立榜樣，并負責將國家的政策精神傳達至個人。這些優秀管理者的行為選擇往往會盡力符合特定角色的要求②，“因為我們處于這樣的地位，別人就會期望我們以這樣的方式行動;但是，更確切地說，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處于這樣的地位，就會不斷期望自己具備這些特征”③。角色與地位的不同會使勞動者產生認知差異，進一步影響其行為選擇，從而在集體內部產生影響。
民眾的集體記憶往往以當下為中心，并暗含著與過去的對比。從管理者到被管理者，從優秀標兵到普通個人，位置與角色的不同導致工作狀態和對事件的認知有所差異。不同的命運際遇會導致民工對于事件的認知差別。一方面，當勞動者個人的生活和身份因為出夫而得到改變時，工程所被賦予的意義則會被蒙上不同的個人色彩。④民工地位的變化帶來角色的轉變，隨之而來的是其思想和行動上的變化。工作突出的人被授予各種榮譽，這幫助他在連隊中提升了威望，鞭策他更好的服務其角色。曾經的標兵與精英在過后也許有機會得到升遷并改變身份，在他們今天的回憶中依然充滿了對這段歷史的深刻懷念，并在敘述中部分地呈現一定的國家敘事話語，體現出將個人命運與國家結合的文化自覺。另一方面，一些雖因技術特長而得到重用或工作表現平平，而沒有獲得提拔的工地基層管理者，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往往缺少了參與國家建設的政治榮譽感，以及對于集體化時代的懷念，更多地表現出沒有因出夫而獲得升遷機會的遺憾。對于返回鄉村的普通勞動者來說，記憶中更多的是艱辛的日常勞作場景，以及因出夫所獲得的生活條件的一點改善⑤。這段出夫經歷也被民眾視作為生活而努力奔波的片段，并不具備生活角色的轉換意義。
通過考察民眾與出夫相關的歷史記憶和敘事話語不難看出，在國家權力對于基層社會實行強力控制的集體化時期，民眾依然有著一定程度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即便是參與同一事件的群體社會也并非是一種均質化呈現，不同公社和生產隊的各營、連隊伍，其勞動積極性和凝聚力會因地區差異、角色地位及個體認知觀念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值得注意的是，鄉村社會網絡與鄉土倫理道德常常為民眾所援引，由此顯示出個體彈性發揮的空間。
三、集體主義傳統中的國家、精英與民眾
集體化時期淄東萬米山洞水利工程的興修，一方面表現為現代國家行政對鄉村社會的垂直介入，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社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集體主義傳統的具體顯現。國家依托民眾所熟悉的村落單元建立新的組織形式，并借助鄉村社會的互助幫工傳統，以一套新的政治話語動員農村群眾積極投身于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農業資源配置，推動鄉村經濟發展。在這一看似特殊的歷史時期，我們發現中國鄉村的傳統社會網絡并非像西方學者所斷言的那樣被削弱甚或消除了①，它依然是人們結成社會網絡的重要資源。在這項水利工程的建設過程中，可以看出國家與地方精英、民眾之間良性互動的態勢，得益于國家及各級政府機構在與地方鄉村社會互動過程中的不斷自我修正，以及地方精英憑借傳統的社會網絡與鄉土邏輯而不遺余力地“上情下達”，民眾對其個體利益也絕不斤斤計較，從而推動了鄉村社會更深層次的自我發展與改變。
民眾在萬米山洞工程建設中所呈現的參與積極性，與國家層面較為靈活的社會動員、對于地方傳統的充分尊重等方面密切相關。國家政治話語的選擇使用，再以符合傳統鄉土邏輯的宣傳動員方式相配合，就容易激發普通勞動者的集體主義精神。特別是在國家政治話語中加入對苦難歲月的共同記憶，更加激發起農民的革命意識，大大提高了鄉村民眾對于國家工程的參與熱情。毋庸置疑，中國鄉村是“禮俗互動”的社會②，民眾在傳統儒學思想的長期浸淫下，穩定地傳襲著對于國家正統的推崇。③民眾對國家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奠定了他們因參與國家工程油然而生的神圣感。具體說來，在鄉村日常生活中，廣泛流傳著歷朝歷代民眾受國家征召而出夫的故事，出夫意味著對于鄉村以外廣闊世界的寶貴經歷，有時還被賦予一種傳奇或浪漫的色彩，而不僅僅是無盡的苦難和難以測度的風險。
其次，鄉村社會中的集體主義從未中斷，如鄰里幫工、宗族互助等等，使得民眾堅信集體組織是維系個人和家庭生存、抵御災難的有效途徑。在20世紀70年代的集體化時期，由國家和各級政府組織的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活動，就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集體主義傳統，將新的組織形式建立在鄉村傳統的組織基礎之上，為農民在新的組織內的適應和激發其勞動積極性提供了保障。換言之，淄東萬米山洞水利工程的倡修，又可以視為以國家名義對于鄉村集體主義傳統的倡導與激活，努力使其重新煥發生機。
再者，國家通過行政力量，對基層鄉村的農業生產生活資料予以集中控制，對農民個體的社會流動進行嚴格管理，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將鄉村社會中的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緊密捆綁在一起，禁止農民通過集市貿易等方式獲取經濟利益，促使其積極參與集體建設活動———這已然成為農民謀生的常規選擇。地方社會在執行國家政策的過程中，為維護集體利益和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盡量對鄉村傳統觀念與習俗予以尊重，巧妙運用鄉村已有的社會網絡關系，由此形成對國家政策的地方化處理，國家行政動員與民眾自覺參與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為個人在集體中的彈性發揮預留了較大空間。
不論是在工程的施工還是之后的生活中，來自不同地區的民工都共享著一段人生經歷。在這種共同經歷所造就的“我們關系”之中，他們通過常識生活的類型化，以某種同在共有的方式，獲得了對過去記憶和當下生活的意義共享。在這段共同的出夫經歷中，民工個體因其生平境遇和受個人知識儲備影響形成的觀念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會通。而民工群體觀念得以會通的關鍵因素，是其中精英力量的發揮。這些精英雖也同樣來自鄉村社會，卻因為所遵循的行動法則與普通民眾有異，而在淄東萬米山洞水利工程的實施中擔當了“上情下達”與“下情上達”的中介角色，并被賦予組織民工的生活與勞動的重任，其中的大多數人也因此實現了社會地位的上移。具體而言，這部分因積極參與組織活動而獲得提拔甚至改變了社會身份的精英，在關于集體化時期的回憶中表現出個人情感與國家意志的自覺貼近。而那些未獲得提升的精英，則呈現了較為復雜的心態：一方面，他們因參與國家工程并獲得了一定的榮譽，同時擁有一份頗感自豪的社會閱歷，有助于后來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在與極少數通過出夫改變命運甚至平步青云的同儕相比，又不免會有一種深深的遺憾甚或失落。當然，更多的普通勞動者則是在經歷這段集體化生活后回到鄉村，參與工程的記憶成為日后相互交流的話題和情感紐帶。時至今日，大多數普通民工都已年過古稀，當年的出夫經歷已經日漸模糊，成為一段被長期擱置的記憶，只是在偶爾的交往中才會被提及。無論他們以何種狀態面對曾經的那段個人經歷，他們的記憶與敘事無疑都具有重要價值，因為他們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在那一特殊時期體現與實踐了我國歷史悠久的集體主義傳統。
誠然，工程的實施對于民工個人生活顯而易見的改變是有限的。對于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改變甚至可以說是無形的。他們在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這一過程中，正逢青春歲月，不僅增長了個人見識，而且近距離地體驗到一種特殊的集體組織生活方式，從而賦予自身以有別于父輩和子孫輩的人生意義。盡管鄉村社會中歷來不乏因參軍、經商或外出求學而與外部交流的出外群體，但從未像這次出夫那樣波及如此多的人員且時日持久。長期出夫在外，遵守工地組織紀律，造就了他們在認識觀念上與其他村民的明顯差異。工程結束后，他們帶著這些新的生活實踐經驗回歸鄉村，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鄉村社會。在他們富有個性化的敘事話語中，跨文化的比較視野與不同維度的邊界規約，成為評述其自身與他者時的重要敘事風格與身份標識。邊界作為鄉村社會秩序建構與維系的形式，是人們在長期生活中對不同現實考量的結果。正是邊界的存在，使得臨界的雙方有了對比，甚至形成微妙的競爭態勢。①參加過淄東萬米山洞水利工程的民工，盡管返歸鄉村，其實已經與原鄉民眾之間產生了一定的視域差異。于是，在這些鄉村的日常生活交流中，村民之間就有了與出夫經歷相關的劃界表達，隨即又以記憶共享的方式漸漸模糊或抹平這一邊界，由此為鄉村生活增添了不少談資和趣味。事實上，村民之間因經歷不同而形成的視域差異與文化邊界，為鄉村社會生活帶來了活力，微妙的話語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鄉村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系。②這一現象體現出鄉村社會與國家政治的多重關聯，而自古至今深嵌于中國社會的集體主義傳統則是其重要鏈接點。——論文作者：劉仁健
